故儒家称能近取譬(即恕道)为仁之方。
易言之,则为自东晋迄南齐,其所继承汉、魏、西晋之遗产,而在江左发展演变者也。故寅老一再阐明:惟此偏隅之地,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,经历东汉末、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,能不失坠,卒得辗转灌输,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,蔚然为独立之一源,继前启后,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。
支那佛教之独立,及后来儒佛混一之哲学之构成,实赖斯人。故隋统一之后,礼仪制度受到超乎以往的重视。而三论宗则直承法朗、吉藏而来,创宗之初,即有自己的秘传心法,以专务禅定,不尚文字为其法要。其对儒家的称美态度,不经意间充溢于文献考订的叙论之间。因此对于秦汉以来中国思想史的流变而言,新儒学的诞生还不是一大事因缘吗?宋代新儒学的特殊贡献,是融会儒释道三家,而能自成一统。
其字从语根da衍出,二语绝无关涉,而中文译者,偶以同一之‘檀字对音,遂致智者大师有此误释。儒家正是以这种最高的理想来塑造人伦关系和人格境界的。足兵,是建设强大国防,是走强兵之路。
做任何事情,若要有所成功,达到自己预期的目标,首先取决于态度的端正,取决于真正将诚敬两字贯彻落实到自己行为之中。为政治人,同样没有例外。第三,为政成功取决于统治者率先垂范,以身作则。因为道理很浅显,面面俱到往往会面面不俱到,什么都是重点就意味着没有重点,孔子毕竟是伟大的思想家,他的睿智,他的高明,表现为他在为政治人问题上,提倡抓大放小,举纲张目。
用子夏的话说,就是君子敬而无失,与人恭而有礼。《颜渊》篇共计二十四章,主旨是孔子通过与弟子以及鲁国统治者的问答,扼要揭示仁的本质属性及其意义,系统阐说基于以仁为本的为政理念。
这一点,显然是正确的。这中间的道理其实也简单司马牛容易产生感伤情绪,性格不怎么豁达开朗(他曾自怨自艾自己不像他人那样拥有众多兄弟,人皆有兄弟,我独亡。有了礼这个标准的规范与约束,仁就有所依托,有所落实。
第三,为政成功取决于统治者率先垂范,以身作则。必须做到勤于任事,勇于任事,忠诚尽心,恪守职责。《颜渊》篇共计二十四章,主旨是孔子通过与弟子以及鲁国统治者的问答,扼要揭示仁的本质属性及其意义,系统阐说基于以仁为本的为政理念。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,正如子贡所指出的那样,乃是文尤质也,质尤文也。
毛泽东曾经说过:世界上怕就怕‘认真两字,这的确是不少人的通病。缘此可见,德政能否确立,能否推行?关键在于依于仁。
樊迟鲁钝未达,孔子就告知其仁的起码要求,即应该懂得关心爱护他人。做任何事情,若要有所成功,达到自己预期的目标,首先取决于态度的端正,取决于真正将诚敬两字贯彻落实到自己行为之中。
足兵,是建设强大国防,是走强兵之路。对司马牛,他告知其要做到言语谨慎其言也讱。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,深谙因材施教的道理。当然,重点之中有重点,在三大纲目之中,民信尤为关键,不可须臾忽略,在迫不得已需要有所取舍的情况下,富国强兵可以暂时缓行,即所谓去兵去食,从而牢牢守住民信的底线,自古皆有死,民无信不立。因为道理很浅显,面面俱到往往会面面不俱到,什么都是重点就意味着没有重点,孔子毕竟是伟大的思想家,他的睿智,他的高明,表现为他在为政治人问题上,提倡抓大放小,举纲张目。同样是回答学生有关仁的问题,他能根据学生的天赋、资质、品行、秉性的差异,而予以不同的提示,其阐说的重点均有各自的侧重。
本篇孔子的种种说法,实有其深厚所存焉。君子之德风,小人之德草,草上之风,必偃。
一旦客服了这种人性上的弱点,那么,人们就能够牢牢把握自己的命运,立于不败之地,在事业上有所建树。这一点,显然是正确的。
也即要懂得大河有水小河满的道理,明白藏富于民与国运强盛之间的内在关系,杜绝横征暴敛,杀鸡取卵的蠢事,不要为眼前的利益所诱惑,而损害到自己长远而根本的利益:百姓足,君孰与不足?百姓不足,君孰与足?同时,统治者在人才选拔与任用上,则要亲贤人,远小人,将正直的人提拔任用起来,举直错诸枉,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,树立正确的管治导向,使枉者直,从而为为政治人提供必要的保证。按照孔子的观点,为政做到了富国强兵,民心所向,国家就有前途,就有希望。
为政理人,头绪繁多,事涉系统,切不可平均使用力量,不分主次轻重,不分轻重缓急,眉毛胡子一把抓,西瓜芝麻随地捡。这里,足食,是繁荣和发展经济,是富国富兵。用子夏的话说,就是君子敬而无失,与人恭而有礼。在孔子那里,仁不是一个空泛、抽象的概念,而是有其实实在在的内容与具体可行的形式的。
来源:中华读书报 进入 黄朴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: 仁爱 德政 论语 颜渊篇 。与之相应,统治者要克制自己的欲望,收敛低调,节制剥削,让利于民,给民众以最基本的生存条件,苟子之不欲,虽赏之不窃。
在孔子看来,理政治人,态度是否恭敬严肃,精力是否专注投入,关系到社稷的兴衰存亡,民众的生死忧乐,责任之所在,使命之所赋,是绝对不可有得过且过的苟安心理的。对仲弓,他勉励其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
颜渊最能领悟孔子的思想精髓,孔子对他寄予重振礼乐的殷切希望,希望颜渊真正做到克己复礼,为他人之表率,从而造就天下归仁的崭新局面,实现儒家的崇高政治理想。这样做,表面上看起来,是方方皆足、面面俱到,可实际上却是没有中心、没有重点,结果是顾此失彼,捉襟见肘。
即要以虔诚的态度,专注的精力,全身心投入治国安邦的事业,孜孜不倦,不敢有丝毫的懈怠,居之不倦,行之以忠。体现为国家政治秩序的建构,是君臣父子各安其位,各尽其职,不能混淆特定的角色,不可逾越合理的界限,即所谓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。)故孔子他有针对性地告诫司马牛要能做到不忧不惧。对第一高足颜渊,他激励其克己复礼。
为政治人,同样没有例外。管治就会事与愿违,子为政,焉用杀。
统治者是为政的主体,在为政方向的选择、原则的确立、政策的制定、行动的实施过程中居于中心与主导的地位,决定着为政的成败得失。基于这样的追求,孔子崇礼修仁,其根本宗旨是为了将仁的精神落实到政治实践的层面。
因此,孔子认为,在为政问题上,统治者发挥带头作用乃是义不容辞,责无旁贷。第二,为政要有重点的选择与把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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